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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与体系建设

发布者: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发布时间: 2018-02-06 16:33


  【摘要】现代高等教育生长是与体系建设紧密相关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体系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建设,一方面必须源自中国,契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另一方面要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是合理、有机和有效的统一。

  【关键词】高等教育 现代化 体系

 

  我们在谈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候,甚少谈及高等教育体系及其生态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从现代化与体系构建关系视角阐释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体系建设问题。

 

  一、现代化进程与体系建设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人类总是努力成为自己的主人,在获得自主性的同时,创制合适的制度、规则和结构,创造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人总是处于不断打破束缚获得解放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有的制度、规则和结构不断被打破;另一方面,在一定时空场域内,恰当的制度、规则和结构被构建,并使之有机、有效地运转,促进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和动力,也是现代化的目标——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概念。一方面,人们认同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无法逃避;另一方面,在如何阐释并适应现代化的进程中,却又在毫无节制的阐释中产生诸多各异甚至矛盾的理论。尽管如此,现代化是有一些基本共识的。“现代化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1],就是其中一个有基本共识的概念。基于此,帕森斯提出“分化”和“整合”[2]作为现代化研究概念和分析框架。艾森斯塔德用帕森斯的分析框架研究认为,现代化就是“持续的结构分化和变迁”[3]。后来种种现代化理论,其实是沿着这个路径展开的,区别只在于这种分化与整合的动力是内生的还是外源嵌入的。因此,现代化就是一个打破旧的制度、规则和结构,构建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制度、规则和结构的变迁过程。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获得“个人主义伦理观的自主”[4]过程,二是“在寻求用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发现来解决古老的生存问题”[5]的过程,即获得更好的发展的过程。由此可见,现代化是打破和构建制度、规则和结构,并使之有机、有效地运转的变迁过程。

 

  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构成的一个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教育体系,等等。也有学者认为这不够严谨,他们提出如下概念:“体系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以及体系同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6]。从这两个概念看,体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体系是客观的、动态的;二是体系以相互依存方式呈现,以有机性和整体性为价值追求;三是体系与环境有关,即内部和外部的体系生态。而体系生态的改变会导致体系替代。事实上,体系是人介入生态的产物。自从有人类介入以后,体系大多是人创造的作品。沃勒斯坦认为,体系是人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的结果。因为,人所寄寓的社会完善和发展的程度,除了各种资源和努力外,重要的是“取决于他对整体的洞察能力。”[7]简言之,人在整体洞察基础上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有机体系。因此,人总是在构建有机体系中:一方面,体系是人的需要。为了协调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人构建各种体系,并使这些体系有机有效运转,形成一个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体系;另一方面,体系总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而构建的。当时空发生变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发生变迁,导致原有体系无法有效运转时,体系就会被另一种人所构建的体系所替代;再一方面,体系没有最佳,只有适当。只要是自洽的、有机的、有效的体系,都是适当的体系。正因如此,体系同现代化一样,也总是处在一个变迁过程中。

 

  综上所述,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以人为核心取向的现代化过程。而现代化是一个变迁过程,即用一种体系代替另一种体系的过程。因此,无论是人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还是体系的生成和发展,都是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结果。这是人的现代化过程,更是体系变迁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和体系,都是人的作品,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作品。在人的需要中,他们是互相构建的。现代化是体系的需要,现代化需要体系支撑,体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目标。

 

  二、体系建设与高等教育发展

 

  社会和国家体系变迁,需要教育的体认和固化。现代高等教育的发轫与发展,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和国家新旧体系的变迁,另一方面社会和国家体系的替代也促成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替代。在某种意义上,现代高等教育生长是体系替代的产物,也是体系建设的内在需要和重要内容。

 

  一般认为,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在中世纪,教育主体是教会办的学校。基督教教会为了研究神学、传播基督教教义而广设修道院,建立修道院学校、主教学校、大教堂学校。教会办学校的目的是通过垄断《圣经》等经典的阐释权,培养与“上帝”对话的教士,从而固化教会对世俗的绝对权力。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人本中心思想逐渐代替神学思想,同时社会和国家从教会中获得自主性。基于人本中心而产生的启蒙运动和社会、国家的自主性,导致社会和国家体系出现了颠覆性变革。这种变革最早发生在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因此,意大利首先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这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肇始。研究发现,欧洲中世纪大学有两种称呼,即studium generale(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和universitas(教师和学生的社团)[8]。从这两种称呼看,中世纪大学既继承了教会学校特点,又凸显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成果,在倡导个性解放、反对神学迷信中,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实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体系对以神为中心的体系替代。在这里,人对神的替代,是以现代大学对教会学校的替代实现的。这种替代,固化了现代社会和国家体系,而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孕育了现代高等教育。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英国社会和国家体系发生了革命性替代。在工业革命后,这种革命后体系产生了两个需求:一方面是固化革命后体系的需求,即体系获得社会和政治认同,另一方面是向发展型体系转型的需要。前者要求通过大众教育把革命后体系植入民众,内化为民众的自觉性认同,后者则是对以科学技术为己任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变革需求。面对这两个需求,英国开始构建与革命后发展型体系相适应的现代高等教育——“新大学”运动。这场运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建立具有民主、自由精神,注重自然科学课程的新型高等学校;二是适应科学技术需要,发展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进修学院;三是满足区域差异,创办地方大学和城市大学。这场运动使英国高等教育在实现自我构建的同时,也契合了革命后发展型体系的需要,促进了英国体系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展。

工业革命后,德国逐渐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与此同时,一些高等教育工作者开始反思人文主义运动的单一目的性,提出结合工业体系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转型问题,威廉·冯·洪堡就是其中耳熟能详的学者之一。他提出“教学同科学研究相统一”的德国现代大学教育理论,突破了教育培养人的单一职能,开创了德国高等教育的新风尚——人文运动与现代工业体系的有机结合。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推动下,德国开始创办配合工业体系需要的工科大学,并逐渐成为欧洲“科学之首”的国家。

 

  在美国,每一次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与体系变革密切相关。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现代工业体系形塑,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增强。对美国而言,最大的变化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大了人们的生活范围,在社会和州域产生了体系再造的契机,各州从自主状态转变为竞争状态。这直接导致州层面抢夺科学技术和人才,州立大学由此兴起。“南北战争”打破了封建发展体系,开始形成介于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社会和国家体系。在这种体系的作用下,美国出现农业产业革命的高潮,并兴办新型的高等学校——农工学院。而以鼓励农工学院为目的1862年《莫里尔法案》,导致私立大学兴起,多种形式高等教育体系开始在美国构建。二战后,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不仅同政治、经济相关,而且同生活紧密联系,形成了以综合国力为标志的社会和国家体系。为因应这种体系需要,美国强化文、理、工相结合的综合发展的高等教育,并形成以两个中心为内容的高等教育教育体系:一是培养人,发展各种专业、成人和继续教育,满足人在职业和人性方面发展的需要;二是为社会服务,产生了以“斯坦福—硅谷”为代表的高校直接服务社会经济的模式。

 

  与意、英、德、美等国家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不同,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起步比较晚。尽管如此,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也是与我国社会和国家体系建设自洽的。

 

  在一般概念上,传统中国是帝国体系。传统中国建立了一种为权力服务的教育和选拔制度——科举制度。这种自初等到高等一体化的教育制度高度契合了帝国体系,为传统国家有效治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1840年后,传统中国进入被现代化进程并导致帝国体系崩解,这也导致构建在帝国体系上的教育制度于1905年崩解。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和构建体系的无效,也使得无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尽管如此,这种与社会和国家体系高度契合的教育制度却作为一种传统被继承下来,并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轫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建设现代国家体系进程。尽管内在社会尚未全面建立、外在资源匮乏,唯有强大的政党及其所构建的国家体系支撑着现代中国的大厦,但是为了固化革命后国家和社会体系并实现构建发展型体系的任务,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开始构建与体系意识形态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模式——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以建立专门院系为主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在今天看来,这种模式在表象上是苏联的,但其内核却是中国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49年12月23-31日,教育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这种与苏联存在差异的苏联模式,有效规避了片面强化国防工业而脱离社会实践并导致发展失衡的现象。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新中国高等教育强调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在固化国家体系的同时,又推进了社会体系的构建,从而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发展,为中国建立比较完善的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尤其是国家和社会体系出现转型中问题,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停滞。随着改革开放重启现代国家体系构建进程,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也获得恢复,并以构建现代国家体系为己任。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9]86他同时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9]951978年4月22日,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发表重要讲话,不仅强调教育事业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合格人才,而且多次提出教育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9]103-110。在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发展必须与社会和国家体系构建相适应问题,使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进入了一种与社会和国家体系自洽的发展逻辑中。

 

  1992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并逐渐展开,产生了两个方面巨大变革:在国家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系,形成了一次体系转型发展的趋向;在社会层面,社会和市场主体获得自主性,社会资本平等地获得了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机会,其中就包括参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机会。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逐渐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市场、公办与民办、国内与国外等共同参与兴办高等教育的格局。

 

  综上所述,体系变革或替代必然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变革和发展,这就要求在社会和国家外壳下成长的高等教育体系随之变革和发展。正因如此,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现代体系的构建,并随着现代体系发展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现代高等教育逻辑地自洽现代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三、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自洽的再现代化建设任务。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早就提出了再现代化问题。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称《高等教育法》)就提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5年修订后的《高等教育法》则提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发现,在不到20年时间内,中国高等教育的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从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转变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社会责任感”表达的增加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再现代化问题,这既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同时又是体系现代化问题。

 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一个再现代化,这是一次我国高等教育的体系现代化。在这一意义上,我国高等教育的体系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更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自身需要。构建契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现代化体系,需要解决以下3方面问题:

 

  1.党的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的大学管理体制。相较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在中国,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方面,通过高等教育管理者——政府,领导高等教育发展,从拨款、招生规模、学科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内容到机构设置、领导人选配,实现党对大学的间接领导;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实现实行党的直接政治领导。但是,在高校实际权力运行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缺少具体的操作规范。在工作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现程度、高校党政关系和谐程度,主要取决于党委书记与校长的个人理念、气质、风格和经历等契合度。尽管如此,构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体系,必须坚持这一“中国特色”,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证明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是有效的。邓小平曾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包括高校在内的科学研究机构实行党的领导“是重要的组织措施,它既有利于加强党委的领导,又有利于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9]97。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是通过计划来领导,要抓好科学研究计划,要知人善任,把力量组织好。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9]98在这里,邓小平明确指出了高校党委领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政治领导、计划领导和后勤保障。

 

  高等教育除培育人才之外,还有社会化功能。今天,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功能。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正是在长期的历史比较中,选择我们党作为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作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10]中国共产党有理由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发展进步承担历史责任。作为国家体系一部分,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承担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社会化功能。

 

  2.传承与创新。应该构建怎样的现代化体系?这种体系,要契合我国的需求,又要契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需求。这就可能有两个存在路径:一是照搬别人的;二是沿用现在的。从前者看,可以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但也存在能否与国情有效契合的问题;从后者看,好处是路径依赖,问题则是丧失现代化转型的契机。从中不难发现,最好的路径是在中国基础上实现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有机嫁接。这就是传承与创新问题。

 

  任何现代都孕育于传统。没有对传统的继承,也就不存在创新;没有传统的创新,也就不存在发展,从传统中走向现代。因此,任何现代都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建设而言,也面临着如何解决传统与创新的问题。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晚、发展过程中问题纷呈。但从总体上看,它是契合国情且有效发展的,而问题的呈现正好给改革以契机。从传承看,党的领导、人民办学等,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从创新看,我国高等教育面临主体多元、体系交错的现实,这些对我们而言是新鲜事物,但对于现代高等教育而言却已经是经历并得到部分解决的问题。因此,构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体系,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改造或者有机嫁接。

 

  3.体系生态及其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我国教育要逐步实现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教育督导,加强社会监督。建立分类管理、差异化扶持的政策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这为构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提供了实现路径,也为现代化高校治理提出了构建体系生态的需求。无论体系还是体系生态构建,不外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从外部看,需要构建契合我国发展需要的政府和社会(包括市场)的体系生态;从内部看,需要构建政党、行政、学术与学生权力有效运行的权力结构,为实现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及其治理提供内在动力。

 

  从外部看,需要构建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生态体系。自2014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提出并践行“放管服”,这就为政府职能进行了新的定位。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放管服’改革实质是政府自我革命,要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计利当计天下利,要相忍为国、让利于民,用政府减权限权和监管改革,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释放。以舍小利成大义、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主要在于制定法规、标准以及提供信息服务和政策指导,从宏观上把握方向和质量,为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从而激活社会和市场活力,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和体系现代化建设。

 

  从内部看,需要构建四种权力有机运行的体系生态。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构成了大学内部体系结构,并在发展中创造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生态。对于我国而言,除了上述三种权力之外,还有一种关键权力,即政党权力。自现代高等教育在我国创建以来,党就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内部体系生态中存在着四种权力。随着政府权力下放,激活社会和市场并介入高等教育,同时个体自主性的实现,出现了多元主体并存的高等教育内部体系生态。这对我们而言是一大挑战。一方面,要构建政党、行政、学术与学生权力为主体的权力结构体系,另一方面,要构建四种权力有机有效且合作治理的体系生态,坚持并实现党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有效领导。

 

  综上所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构建与我国现实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及其生态。这个体系和生态,不是西方的,而是源自中国的、历史的,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同时又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目标自洽的。因此,无论是体系还是体系生态的生成,不是简单地否定和肯定,而是继承和创新的;同样,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及其生态也不存在一定就是最好的状态,但是整体运行和效用必须是合理、有机和有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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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叶国文,浙江行政学院政党研究中心副教授。浙江 杭州 311121

    文章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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